从“读书”到“从戎”

1936年4月，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。

面对日寇入侵、国破家亡的处境，社会各界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，如何应对战时的危局，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。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，是应该继续读书，还是投笔从戎，也成为当时的讨论热点之一。

竺可桢作为浙大校长，他的教育思想不仅对浙大师生有很大影响力，而且对当时的整个社会也有一定影响力。

通过梳理该时期竺可桢的相关资料，可以发现他在大学生“读书”还是“从戎”的教育思想上有三次比较明显的转变。

竺可桢

一、“读书”以为国储才

抗战初期，竺可桢主张大学生在后方努力读书，以为抗战建国储备人才。

竺可桢希望浙大学子学有所成，做社会各界的领袖分子。1939年竺可桢对一年级新生训话时指出，“诸位到浙大所负的使命”，不仅仅是学一点专门知识，毕业以后可以自立谋生，而是“希望你们每个人学成，以将来能在社会服务，做各界的领袖分子，使我国家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。”

竺可桢激励浙大学子要努力读书，把建国重任担当起来，以“对得起国家，对得起前方拼命的将士”。

竺可桢认为，大学生在后方读书主要是基于抗战建国考虑。首先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等国提供了经验教训。竺可桢指出，一战时英美等国都曾送大量的大学生上前线，但由此造成大学生损失不少，后来才认识到这实为失策。

其次，于大学生而言，建国责任大于抗战工作。他认为“抗战是三、五年的问题，建国是三、五十年的问题”。大学生是将来社会各界的领袖，若参战牺牲，战后建国的重任将后继乏人。

第三，即便在战时，国家仍需要大量人才，大学生则呈现供不应求之势。

第四，战时参加社会服务工作与前线杀敌同等重要。

面对主张国内大学教育应为战时服务的声音时，竺可桢是不认同的。1938年，国民政府提出“战时教育即平时教育”理论。对此，竺可桢深表赞同，“在战时维持大学、维持高等教育，实是高瞻远瞩的良谟。”

二、为地方与前线服务

1937年11月，竺可桢率领浙大师生西迁建德，由此开启了流亡办学之旅，后被称为“文军长征”。尽管竺可桢主张应在后方读书，但也提倡要为办学的地方服务。与此同时，竺可桢也主张为前线将士捐款捐物，并逐渐认识到大学生在前线“亦有用处”，遂积极支持浙大学子赴前线服务。

在竺可桢看来，深处后方的大学生，心中更应有国家。“要知国家所以培养大学生之主旨，即期吾人有深刻之国家观念”，“今日吾人安处后方，自应奋励自勉，自强不息而深省也”。

心中有国家观念，对深处后方的大学生来说，除了读书外，则要为地方服务。在浙大立校十三周年纪念日上，竺可桢即勉励浙大师生：“于所在地之种种设施，革革兴兴，尽心竭力以赴。时际非常，吾人之责任尤重”，“与抗建有裨益者，均为大学所当顾及而努力”。

其实，在浙大西迁之初，竺可桢就十分注意为办学所在的地方发展服务。浙大迁到江西泰和后，竺可桢就组织浙大师生修建防洪堤，兴办示范垦殖场。竺可桢指出，浙大校救火队担负的任务，不仅是浙大的消防安全，同时还要为地方消防服务。大学生参加救火队，即是为抗战建国服务。

兴办示范垦殖场

除了鼓励和引导为地方服务以外，竺可桢也积极支持大学生为前方将士服务。1940年，竺可桢指出，战地服务团应常态化，以使大学生更多地为前线服务。1944年第二批浙大战地服务团成立，竺可桢为之举行欢送会并亲自授旗。浙大师生为前线服务的工作还有很多，都得到了校长竺可桢的支持。比如，编演爱国戏剧，“为征属募款”等。

另外，竺可桢积极支持浙大师生慰劳过境之军队。1944年浙大学生成立了“战时服务队”，向过境的军队赠送食物、香烟、毛巾和草鞋等慰问品。竺可桢还亲自组织义卖，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。

三、“投笔从戎”

从1941年开始，由于抗战形势的变化以及大学生处境的改变，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也发生了改变。

鼓励浙大学生参军。1941年，竺可桢在讲话时首次表示鼓励浙大学子参军。竺可桢认为，当时军队亟需高学历的人才，非大学生不足以胜任。1943年末，国民政府发起了“知识青年从军运动”，竺可桢认为，大学生“不但志愿从军固应从军”。1944年，他在给陈训慈的信中提及，不仅大学教育应加入军事教育内容，而且大学生应强制参军。

竺可桢主张大学生投笔从戎的原因主要出于以下考虑：首先，大学生人数增加，从“求过于供”到“求供已足”；其次，反攻时期兵源要求提高。比如，“无线电的操纵，各种精细通讯网的组织，医药卫生常识的应用，工兵机械的使用，统非有大量知识青年加入军队不可”；再次，英美等国人士的舆论压力，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就曾批评中国大学师生“不能为战争尽力”；最后，大学生投笔从戎，方能问心无愧，又能起到宣传示范作用。

竺可桢思想的转变与抗战形势的改变息息相关，他认为，不仅应该“奖励大学生去入伍，而大学本身也应该去做抗战的工作。”

竺可桢像

无论是主张努力读书，抑或为地方与前线服务，还是投笔从戎，竺可桢思想的出发点都是以救国为中心。

在竺可桢看来，大学生在后方努力读书，是因为大学生要做社会各界的领袖，以担当起抗战建国的重任。为地方与前线服务，则可以为后方与前线“尽一点微小的责任”。而投笔从戎，则是为抗战胜利作出直接的贡献。思想转变的背后与整个抗战形势与大学生的处境密切相关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竺可桢思想转变之后，并不会在实践中就否定之前的做法，凡是对抗战有利的工作仍积极支持，但是对学生的引导上会有所不同。

作者介绍：

庞毅：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

摘自《从“读书”到“从戎”——抗战时期竺可桢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探析》，原文载于《绍兴文理学院学报》2021年第11期第71-76页+120页。转载请注明来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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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片来源：浙江大学档案馆、浙江大学国际校区

今日编辑：陈岩

责任编辑：奚婉 毛清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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